原住民部落之旅

我的“书”包

台湾来的朋友

入乡随俗

背起十字架

上星期与一班台湾来的大学生到Gopeng的原住民村宣教，我与瑷瑾便充当他们的导游兼翻译员，为了把握时间，我们便带了“一些”课本去，以便在空挡时可以赶下功课，所以收下收下，竟然收了一整袋的书本，由于第一次到部落宣教，所以没什么经验。第一天到第一站是由车子载送，但是到了第二天，糟糕！我们竟然必须步行一小时半的山路才可抵达下一个部落！背上的课本成为我的累赘，每走一步都觉得背包越来越重，虽然我上课都会带书包，但都不从感受到背部的压力，但走了半小时，背部便开始吃不消，这时我才开始感受到背部的存在，原来背部承受了大部分的重量，到达终点时，摔下背包是的瞬间真的是感到“重担皆脱落”，但是也感到背部也踏实了许多。当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时，我的属灵背部可以使我支撑几分钟呢？看来是时候我锻炼我的背部了！（肉体和属灵）

我的理想背部！

“民众神学”可应用在大马？

韩国民众神学的出发点就是“民众”，民众是谁？民众就是社会上受逼迫的人，明确说明就是“一些在社会与经济上是贫穷的，政治上受压迫的，与在宗教与文化上遭隔离和被镇压的人。[1]积极推动民众神学的韩国神学家徐洸善更一针见血地道出：韩国的民众神学就是从讲民众的故事出来的[2]。从历史来看，基督教能够在韩国广泛被接纳，以致现今韩国有将近三分一的人口宣称自己是基督徒，都是因为其民众神学精神的影响，其贡献有推广韩文（Hangul）以取代汉字（汉文是当时的官方语文，很多下层人士都不认识）[3]和当韩国于29.8.1910落入日本的统治时，韩国的基督徒联合人民一起对抗日本占领，这让人民看见基督徒的信仰与民族独立是一致的[4]。虽然当时韩国教会所做出的行动其出发点是为宣扬自己的信仰：他们推广韩文是为要传福音给平民；他们抵抗日本是因为他们拒绝敬拜天皇，但这些行动都有意无意地影响当地的文化、教育和政治。

虽然文化、种族和地理上的差异，但笔者认为民众神学的精神是可以被大马教会吸纳的，因为在大马绝对不乏被欺压的“民众”，其中笔者观察到的是原住民。笔者最近在实习教会观察到一群的原住民被政府剥削了他们的土地，虽然政府是乎有赔偿一些的金钱，但其善后的功夫政府却一概不理，由得他们自生自灭，身为教会在关怀他们的同时，我们如何为他们向权势发言呢？另一个笔者的观察是一小群信耶稣的马来人，基于法律以及种族的限制，他们是被逼迫的一群，法律上，他们不被允许改教，他们也被自己的族群排斥，教会在接纳他们的同时，我们如何为他们向大马律法发出挑战呢？同性恋者？外劳？印尼女佣？由此看来，为了这些“大马民众”，教会是否愿意走出四面墙，为神的“民众”踏入社会与政治的领域呢？笔者相信当教会愿意踏出这一步，人民的眼睛是明亮的，必定会看到教会是与他们同步的。
[1] 金容福：“从亚洲人民受苦与挣扎的处境看上帝的宣教，”《上帝在亚洲人民之中》（郭佩兰编；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页177。
[2] David Kwang-sun Suh, “A Theology by Minjung,” in Theology By The People, edited by Samuel Amirtham (Geneva: WCC, 1986), 69.
[3] Kim Yong Bock, “Korean Christianity as a Messianic Movement of the People,” in Minjung Theology: People as the Subject of History, edited by Kim Yong Bock (Singapore: CCA, 1981), 80-82.
[4] Kim Yong Bock, “Korean Christianity as a Messianic Movement of the People,” in Minjung Theology: People as the Subject of History, edited by Kim Yong Bock (Singapore: CCA, 1981), 92-97.

重建教会的围墙？

回应老师的问题：笔者认为“公共性”对教会还很新，甚至对教会领袖也一样，所以详细的探讨与教导是必要的。尤其信徒会对教会的“排他性”和“公共性”产生混乱，导致教会分裂，这样当教会的围墙被拆下来时，教会也跟着跨了。笔者认为教会对救恩与罪的立场绝对是“排他”的，但对宗教间的对话，社会需要和政治趋势，教会的立场应该是“公共”的。

所以在会友还没完全明白之前，教会还是别迁举妄动。笔者尝试用韩国的“民众神学”来应用于教会在大马的情况。

探讨五经中的公共性

笔者过往都被教育圣经是向内对教会的，接触到“公共神学”是在进入神学院之后。圣经研究和神学研究一直以来都被认为纯属宗教而已；然而近代的神学研究趋势开始倾向于研究圣经在社会所发挥的公共性。笔者的观察认为大马的教会比较倾向于前者，教会的神学框架只是限制于教会的四面墙里，教会外面的事情一概不谈，笔者相信只要教会承认神学也具有其公共性并加以实践，教会将可以“震动”整个大马社会。谢品然的尝试的确开阔笔者对圣经有另一个角度的诠释，并挑战信徒公然面对圣经里给信徒的“公共”使命。教会的四面墙，是时候“拆下来”了！

Can we stop Adolf Hitler?

今天去参加了Dr.Mark 的“分享会”，讲到关于Friedrich Nietzsche的will to power学说，听了将进一小时半的英国英语，似懂非懂地，只听到他说“how can we stop Hitler?", 特别感兴趣。据我那有限的英语程度，Nietzsche提说在属世的环境当中（corparate）是需要权利（power）来掌控整个大局的，而这就需要一些的力量资源（force）,例如军事力量（military）；而教会在强调“爱”（love ethic）的同时，我们要如何面对不公义事件？面对希特勒这样的暴君，教会还可以用爱来改变/抵挡当时整个时局吗？拉比提到在“爱”的同时，“公义”也是需要的，在旧约里“怜悯”与“审判”是共存的。爱的框架已经把基督徒套牢在教会的四幅墙里，是时候我们要声张正义的时候啦！以上是小弟的小学之见，请多多赐教。Peace.